这就是呼伦贝尔｜荣融睦聚 连枝共扶
2025-08-25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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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草原与森林之间，东胡、鲜卑、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各民族都曾在这里牧马放羊、励精图治，见证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从考古遗址的历史见证，到文物瑰宝的无声诉说，再到当代文化的自觉传承，呼伦贝尔始终是多元文化交汇的熔炉，更是一部跨越千年的民族融合史诗。
如今，48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形成了各民族互嵌共居、交融发展的格局，奠定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底色。融汇古今、联通中外的呼伦贝尔，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辽阔，是对它最直白的描述。呼伦贝尔地处祖国北疆，是国内唯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城市，拥有面向俄蒙开放的8个国家级口岸。
25.3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中，壮丽雄奇的自然景观，以最强烈鲜明的方式一一展示在色彩绚烂的四季更替之中，让呼伦贝尔拥有大开大合、辽阔壮美的自然之韵。
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呼伦贝尔丰饶的民族风情，更使其成为历史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辉煌舞台，孕育了令人眩目的灿烂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这片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都在这个摇篮里长大，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
翻开史书记录，从西汉至清朝的两千多年里，多个游牧部族都曾在此留下交汇融合的足迹。
东胡，是最早出现在呼伦贝尔大地的北方民族。《山海经海内西经》就有“东胡在大泽（今呼伦湖）东”的记载。1982年，伊敏煤矿出土的一件琵琶形曲刃青铜短剑,有力地证明了战国后期东胡曾在呼伦贝尔一带活动。
匆忙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东胡，似乎为后人的丰功伟绩做了个“铺垫”。汉初，东胡被匈奴所破，分裂成多个部落，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乌桓和鲜卑。
公元1世纪左右，世居大兴安岭密林中的拓跋鲜卑，正奋发图强，发展壮大，准备为中华民族融合的史诗剧，奉献一场延续数百年的精彩篇章。
据《魏书》记载，拓跋鲜卑在宏图大略的“宣帝”推寅的率领下南迁“大泽”，完成了从大兴安岭到广袤草原的第一次南迁。
在水草丰美的呼伦湖畔经过200余年积累后，拓跋鲜卑历经“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后再次南下，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建立北魏，逐渐结束割据统一北方。
公元493年，拓跋鲜卑第三次南迁，最终定都洛阳，开启了“森林之子”又一个崭新时代。
1980年7月，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的米文平发现了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石壁上一段北魏太平线年）的石刻祝文。此次意外发现，轰动了海内外，成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收获，也解开了鲜卑族起源地的千古之谜。
这段19行、江南JN体育201字的石刻祝文内容，与《魏书》记载乌洛侯国遣使“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基本相符。
如今，嘎仙洞迎接着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访客，讲解员讲述着拓跋鲜卑从这里走出，问鼎中原的壮阔历史。
这是一段从草原到中原的伟大旅程。从嘎仙洞走出的拓跋鲜卑，成为史上第一个从这片土地走出，进入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游牧民族，也将自身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鲁迅曾评价“唐室大有胡气”，唐代继承了北魏开放包容的气质。余秋雨也认为“隋唐从北魏走来”。北魏建立的以儒家文化及礼仪制度为体系的王朝，为后来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江河入海的风云时代，呼伦贝尔地区曾记录北方民族一段段眺望中原、融于华夏的岁月历程。从此，四方与中原渐为一体。
草原上的民族如同涓涓溪流一般涌向中原，汇入华夏文明的浩瀚湖海，草原的广阔舞台也不断有新角色登场。隋唐时期，以“室韦”名称见诸于世的族群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旧唐书室韦传》记载：“室韦，我唐有九部焉近者三千五百里，远者六千二百里。”
时至今日，额尔古纳河畔仍有一个以“室韦”为名的边境小镇蒙兀室韦苏木。苏木人大主席闻涛介绍，蒙兀室韦苏木因称为蒙古族发祥地而闻名于世，其周边广袤区域，正是《蒙兀儿史记》中记载的“蒙兀”休养生息及后来“熔铁出山”的传说发生之地。
兴起于公元7世纪前后的蒙兀室韦，从森林中走出，进入辽阔草原之后逐渐强大起来，其部族的名称也逐渐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蒙古族。
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族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集大成者”。蒙兀室韦兴起的数百年后，从这里走向中原、走向世界的蒙古族，在13世纪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4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
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呼伦贝尔地区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公元791年（唐贞元七年）前后，室韦都督府的设置，标志着呼伦贝尔地区首次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辖。
辽、金时期，呼伦贝尔地区设置“乌古敌烈统军司”，并修建了众多的边防城和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金界壕，强化边防、固守疆土。
纵观呼伦贝尔地区数千年的融合发展历史，无不体现其与中原无法分割的历史渊源和中华大地归于一统的历史必然。
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呼伦贝尔考古工作，在数十年时间里不断取得进展，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慢慢填补着史籍记载的不足。
一件件珍贵的出土文物，展示了呼伦贝尔地区与中原紧密的经贸、文化互动，实证着生动鲜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2014年8月，考古人员对陈巴尔虎旗境内的岗嘎墓群进行考古发掘。被劲风吹出的几处独木棺内，身形高大的草原先民身旁，放着桦木皮箭囊、箭簇、刀具、马镫等物品；女性墓葬中，则有了玉饰、红色玛瑙珠饰、玻璃珠饰、铜带饰及铜、银耳饰等物品。
具有典型游牧文化特征的随葬品，让1000多年前活色生香的生活场景扑面而来。史籍记载室韦人“俗爱赤珠，为女人饰”的描述，顿时变得具象化。
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呼伦贝尔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白劲松仍记得，在岗嘎墓群中发现一枚和田玉坠时，全体队员兴奋不已的场景。
白劲松说，这枚首次发现的玉坠是呼伦贝尔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它证明在8至10世纪的唐五代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室韦各部已经与中原有了紧密联系。
岗嘎墓群，是进入21世纪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以独木棺为主的葬具，为元代蒙古皇族葬具形制找到了直接源头。
扎赉诺尔墓群出土的四乳四神规矩镜、“如意”纹织锦等，都是汉代中原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昭示着拓跋鲜卑在呼伦湖畔生活期间，始终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联系。
呼伦贝尔地区出土的北魏中期的陶器，频繁出现来自西域的忍冬纹和匈奴常见的水波纹，表明北魏陶器在吸收各地、各民族文化后形成了一种独有的纹饰风格。
元代黑山头古城遗址出土的龙纹瓦当，说明了中原文化对草原游牧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首席专家、呼伦贝尔学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孟松林教授认为，历史上呼伦贝尔地区孕育和崛起了多个民族。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等民族，都从这里起源、融合，继而南迁，在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他们不断接受中原习俗，成为华夏文明的一员。
两千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历史大剧的主角们渐渐远去，留下风云散尽的舞台，静静倾听着后来者的足音。
一位将军的上书，诞生了一座草原边城。公元1732年，大清齐齐哈尔协领、副都统、黑龙江将军珠尔海向雍正帝上书，奏请在伊敏河畔筑城固边。
中俄《尼布楚条约》等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为加强北部边疆管理，陆续从布特哈等地区抽调汉、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各族军民，到呼伦贝尔草原驻守放牧，开始了守护边疆、开发边疆的新时期。
1734年，清政府在伊敏河下游左岸建呼伦贝尔城，成为该地区政治、军事和指挥中心。从此，在呼伦贝尔地区长期定居的人多了起来。
《呼伦贝尔志略》如此描述这座边城：“驼群之啸聚，大车之奔驰，蒙人彩色之衣冠，形形，异常动人。欲观东方特殊之风者，均于此见之。”茫茫草原上，越来越多的蒙古包升起了缕缕炊烟；旅蒙商的身影穿梭于大漠；大兴安岭东边的嫩江流域，闯关东的人群也多了起来；万里茶道的北线，从呼伦贝尔草原穿过额尔古纳河，开辟了中原与俄罗斯贸易交往的首条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更有成千上万的复转军人、知识分子等群体，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呼伦贝尔，加入大兴安岭开发、农垦开发等事业，使呼伦贝尔经济社会得以全面发展。
据最新数据显示，呼伦贝尔目前生活着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48个民族，形成了各民族互嵌共居、共同发展的城市格局。2024年，呼伦贝尔市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称号。
如今，在呼伦贝尔城旧址所在的海拉尔区正阳街，按照清代样式恢复重建的城门、八大商号、副都统衙门等历史建筑群，成为城市中最火的网红打卡地。五湖四海涌来的游客，穿梭在古城的街巷中，触摸着历史的脉搏。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经历了由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百川归海。尽管岁月流转，王朝更迭，尽管南方北方，分分合合，但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存在，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
呼伦贝尔，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连枝共扶，更是精神世界里的荣融睦聚。历时光而不老，走过深邃历史的呼伦贝尔，依旧风华正茂、朝气蓬勃，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着不竭的生命活力。